与中国对话：有赖于微小却重大的步伐
（梵蒂冈新闻网）对话是教会生活的一个要素，在教会的行事模式中居于首位，不论是在教会内部，或是她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上。对话意味着与社会、与各宗教、与各文化接触……。梵二大公会议早已鼓励采用对话作为牧灵行动的风格，不仅在教会成员之间实行，也如此对待非基督徒、政府当局和善心人士。《教会宪章》这样写道：「人无论有无信仰，都该有助于建设人人共同生活其间的世界。为此，绝对需要坦诚而明智地交换意见。」（21号）
对于对话，教宗保禄六世也在《祂的教会》通谕中清楚谈论道：「圣教会应当与其本身生活于内的人类社会会谈，在会谈中，她本身就以语言，讯息和会谈的形式出现。」（67号）；天主教会「必须随时准备与具有善意的各方人士磋商会谈，不论他们是在教会圈内或圈外」。（97号）
在人与人之间、机构之间、人的团体之间，对话有益于互相理解，也能促成友谊。在各种情况下，对话都格外滋养信任。互相信任是在众多机会上简单而极其慎重地具体实践许多小步伐、举动和会晤的成果。如同圣父所言：「总会有些门没有关闭。」（2017年5月13日）
圣座与中国达到现前的对话气氛，也有赖于近几任教宗迈出的微小却重大的步伐；他们每个人都开辟了道路，给新建筑添加了砖头，启发了充满希望的思想和行动。让我们想想保禄六世平稳的行动，以及本笃十六世和圣若望保禄二世有关主动与中国当局对话的明确指示。最后，让我们想想，教宗方济各以他的性格、举止、训导正在加快各民族、包括中华民族之间彼此接近和相遇的进程。
当然，教会选择对话所寻求的并非方法本身，也非不计一切代价地追求妥协或放弃权益的态度，一如典型的甘愿「出卖」自己原则的那种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不费吹灰之力地取得政治或外交成就，因而忘记天主教会团体的苦难旅程。对教会而言，对话必须不断寻求真理与正义，力求人类完整的善，尊重各项基本权利。然而，教会，包括在中国的教会之使命，不是改变国家的体制或行政，抵抗那体现于政治生活的世俗权力。事实上，教会在实践自身的使命时，如果只作政治性的战斗，就是背叛自己真正的本质，成为泛泛的政治角色，放弃自身的超性圣召，把自己的行动贬低到纯粹的世俗层面。
反之，真切而诚恳的对话让社会内部得以运作，以保护天主教徒的合理期待，促进人人共享的公益。在这种背景下，当天主教会发出批评声音时，不是为了挑起争端，作出无效的谴责，而是为了秉持建设性的精神促使社会更加正义。如此一来，批评也是牧灵爱德的具体实践，因为它集结最弱小者受苦的哀号，他们往往没有力气或头衔来让人聆听自己的声音。
根据圣座的判断，即使是在中国，开诚布公又互敬互重的对话方法，纵然辛苦且蕴藏着风险，但必将创造更加彼此信赖的气氛，有助于互相认识，能逐渐克服过往和近期的严重误解。
再者，今天从不同的讯号可以得知，中国愈加注重「软实力」，也就是圣座在国际层级发挥的软实力。在中国，历史顺其自然地发展，这要求在教会内肩负特殊使命的人们细心分辨。正因此，圣座运用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与中国当局对话，如今为那些渴望解读时代的讯号并认出临于历史中的天主的人们，这对话呈现出真正牧灵职责的轮廓。天主上智的安排引领着历史，祂也正在为中国天主教徒的将来具体地施展作为。
（与中国对话系列二）
